“我惟一的想法，就是能让我孩子离开村子。要是能在北京找下个打工的活，哪怕一个月挣两三百，我就把孩子带出来，我实在不想在村里待下去了。”

　　王天明介绍说，这些年，老纪和小卫不仅在当地为患者服务，还一直参与全国性的“防艾”宣传活动，他们提出的口号是：“艾滋病感染到我为止”。当地不少艾滋病人，都是由他俩带出来看病的，向艾滋病人提供咨询，带人家去医院化验、住院。他们甚至跑到一些曾卖过血的人家里，劝人家去检查，看看有没有染上艾滋病。为这，两人还挨过打。

　　“我认为他俩挺了不起的，对阻止当地艾滋病进一步蔓延是有一定功劳的。现在，有一些做艾滋工作的人，会自我宣传，受到关注多，能拿到海外资金，不露脸，但得实惠。他俩就是农民，想法简单，做实事，光是自己跑北京的车票，就一迭迭的。”王天明讲。

　　有一次，一家药厂向一个艾滋病人办的组织，捐了30万元的药。捐赠晚会，要有人接这笔捐赠，人家喊老纪去，老纪真的去了，上台接受，抱着一个30万元的牌牌，实际上是30万元的药。电视播了，村里人看了说：看看，得了艾滋病，人家发大财了。实际上，那次的路费，还是老纪自己掏的。

　　“农村人，傻呗！”小卫评论道。

　　夜里11时了，老纪才匆匆忙忙地进门。他长得又黑又瘦，嗓子沙哑，可能是饿了，一坐下就抓起桌上的橘子往嘴里塞。同来的7个病人，有两个因为走得急，没带身份证，旅馆不让住。老纪只好把他俩送到北京火车站候车室，在那儿对付一宿。

　　我跟老纪说：“你老婆刚才抱怨你，说你净瞎忙。”

　　老纪“嘿嘿”地笑着，说：“我吧，看着这些病人，病得厉害，家里又特别困难，不忍心。起码，我有了一定的艾滋病知识，对病情比较了解，跟医院能联系上，送他们来北京……”

　　没等他讲完，小卫不耐烦地打断他：“别说官话了，什么他们重要，没有稳定的家，没有老婆的支持，我们能干成什么？你家孩子丢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去工作？还不是赶快找孩子去。”不善言辞的老纪，被他几句话给噎了回去。

　　看老纪挺尴尬，我跟他开了一句玩笑：“看人家小卫，脑子转得多快呵，见总书记